今天的中國腫瘤藥物創新，是歷史上不曾有過的。

藥審改革促成了資源向創新領域集中，這有別于仿制藥主導的時期。而腫瘤藥物的開發，吸引了最多的醫療資源。

中國是全球腫瘤患者最多的國家，而且發病率還有上升趨勢。針對腫瘤藥物，研發生態在日趨完善，一些本土的創新成果也已經出現。同時，醫藥創新企業面臨的競爭也是高烈度的：研發或商業化環節的落后，都可能拖垮一家創新藥企。

共識

跨國藥企和本土藥企的高管們有一個共識：中國市場的新藥上市速度在加快，競爭烈度在加強。

“過去在大的藥企，每個藥不做四五年的臨床試驗是進不了中國市場的，中國病人還要再等四五年藥物才能進醫保”,基石藥業大中華區總經理趙萍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現在我們的普拉替尼和美國同時開始臨床實驗，美國獲批的時間僅比國內早六個月”。普拉替尼是基石藥業開發的一款RET抑制劑，用于既往接受過含鉑化療的RET基因融合陽性的局部晚期或轉移性非小細胞肺癌。

趙萍已經在醫藥企業摸爬滾打二十多年時間，在加入基石藥業之前，她是百時美施貴寶的中國區總經理。在百時美施貴寶期間，她推動了全球首個PD-1抑制劑歐狄沃在中國上市。“審批制度的改革，加速了一些藥物的批準速度。”她評價說。

趙萍的繼任者，百時美施貴寶的現任中國總經理陳思淵持有類似的觀點。

去年的三月份，百時美施貴寶的歐狄沃獲得中國藥品監督管理局的批準，聯合含氟尿嘧啶和鉑類藥物化療用于一線治療晚期或轉移性胃癌、胃食管連接部癌或食管腺癌患者。歐狄沃由此成為首款在中國擁有胃癌適應癥的PD-1抑制劑。

“在中國全面深化藥品審批制度改革的背景下，此次的中國獲批距離該適應癥獲得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準僅隔了4個半月”，陳思淵此前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這種共識產生的背景是，中國的藥物審核制度改革已經進行了六年時間。

中國藥物審評改革開始于2015年，當時國務院印發的《關于改革藥品醫療器械審評審批制度的意見》釋放出清晰的信號。此后陸續出臺臨床默示許可期等一系列政策，從制度上逐步完善了醫藥產業創新的頂層設計。

從2015年至今大約6年時間，這對于創新藥物而言，通常不足以完成研發上市的全生命周期。不過，中國醫藥創新促進會、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協會藥品研制和開發行業委員會共同發布的研究報告《構建中國藥物創新生態體系》認為，目前“中國建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醫藥創新生態系統”，改革激發了本土和跨國藥企、生物科技公司、投資者、學術界、監管等各方的良性互動。

中國既是全球第二大的醫藥市場，也是全球腫瘤患者最多的國家，對于腫瘤藥物的臨床需求迫切。腫瘤藥物領域獲得的資源投入，尤其引人注目。單從臨床數據來看， 2019年中國在腫瘤的臨床研究544個，2020年達到711個，2021年截至8月份已經達到了535個。

“未來5年百時美施貴寶將有近30個新產品和適應癥引入”，陳思淵透露，該公司準備在2025年將目前1600人左右的員工數量增加一倍，而擴張開始于研發團隊，以確保新管線的布局、臨床試驗以及注冊方面工作的開展。

“活躍的商業環境整體是好事情，但這也需要廠家有競爭力。在醫藥領域，特別是生物醫藥領域，競爭力是通過研發投入來實現的。”陳思淵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而研發，對于中國本土的創新藥企不是容易的事。

競爭臨床資源

腫瘤藥物的臨床階段投入普遍要高于其他藥物。

“無論是投入的時間周期，還是整體的投入費用方面”，藥研社首席醫學官陳祖武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腫瘤藥物的研發都更有挑戰性，比如同樣的臨床三期研究，腫瘤藥物的投入可能達到心血管藥物的兩倍。

2017年的6月，中國正式加入ICH(人用藥品注冊技術要求國際協調會)。這是中國與發達國家藥物開發標準的進一步接軌，提高了國內制藥企業研發生產的規范性。

此后，監管機構對于臨床階段又進行了兩項重要的改革：將臨床試驗申請由審批制改為到期默認制，臨床試驗機構資格認定實行備案制。

新監管框架改善了臨床研究的速度和流程。

“在這個框架下，我們臨床研究的要求會有一些差異”，陳祖武介紹說：“會有更多的第三方供應商(主要是臨床CRO機構)的進入，有更多的實驗室(比如獨立的醫學影像中心)的介入，這會產生比較大的費用。”

創新藥企早期普遍難以構建起完善的臨床團隊，因其牽涉到醫學、統計等方方面面的人才。所以有些藥企在藥品的臨床一期即采取外包策略，有的藥企則在完成一期臨床試驗后，在更復雜的二期臨床階段開始采取外包策略。

2019年，中國藥物臨床試驗的數量超過1600個，相比十年前不足100個的臨床試驗數量增長超過20倍。這其中，腫瘤藥物的臨床實驗是占據了最大比例。不過，不管是恒瑞醫藥、百濟神州等大藥企自己組建臨床研究團隊，還是基石藥業、信達醫藥等尋求第三方的CRO團隊協同，都最終指向醫院等臨床機構的需求。

但中國的有臨床試驗資質的醫院并不充足。

據《構建中國醫藥創新生態體系》報告的數據，國內臨床試驗中心數量由2015年的375家增長到2020年的1078家。但“多數中國臨床研究機構的過往經驗仍普遍不足。 在2019-2020年承擔臨床試驗的1078家機構中，兩年內承擔超過20項臨床研究的機構不到機構總數的30%。中國機構承擔國際多中心臨床試驗的經驗更為匱乏，僅有6%的機構在過去兩年間承擔超過20項國際多中心臨床試驗。”

高水平的學術帶頭人更加稀缺。

“我們的臨床機構是增加的，但是金字塔尖的專家數量還是相對恒定。如果臨床研究突然增長的話，這部分資源還是會緊缺，因為大家都會找最頂級的專家。以黑色素瘤臨床研究為例，大家都想找北大腫瘤醫院的朱軍教授。”陳祖武表示。

一項腫瘤藥物的臨床試驗，需要頂級的學術牽頭人，以及與之配合的兩三百科研、實驗室等人員。快速增長的臨床研究需求，以及稀缺的專家團隊，導致腫瘤臨床階段的開支水漲船高。

“臨床試驗成本還是比美國低的，我覺得要低30%以上”，趙萍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不過“成本一定是越來越高的”。

效率為王

除了研發階段的成本壓力，藥企面臨的另外一項壓力是腫瘤藥物價格的普藥化趨勢。

中國的醫保政策目標是通過集中競價談判等措施來降低藥品進入醫院端的價格，從而構建一個更加普惠的醫療系統。不管醫藥企業喜歡與否，腫瘤藥物近年來降價趨勢明顯，PD-1抑制劑領域尤其如此。

在百時美施貴寶的歐狄沃最初進入中國市場的時候，患者每年的治療費用可達50萬左右。在此后的數年時間里，中國的創新藥企快速跟進，截至目前已經有五款本土企業研發的PD-1抑制劑上市。而今年8月獲批上市的康方生物PD-1抑制劑安尼可，疊加患者救助項目的話，兩年費用已可控制在4萬元內。

腫瘤藥物企業同時面臨研發成本的剛性上升，醫保控費的價格天花板。快速實現商業化，成為不二的選擇。這也是為什么眾多腫瘤藥物優先選擇一個小的適應癥破冰。

國家政策規定，對治療嚴重危及生命且尚無有效治療手段疾病以及公共衛生方面等急需的藥品醫療器械，臨床試驗早期、中期指標顯示療效并可預測其臨床價值的，可附帶條件批準上市。

據陳祖武介紹，為了加快腫瘤藥物上市，不少藥企采用的策略是先找一些“無藥可用”的小瘤種，只做僅有幾十例受試者的二期試驗，在效果驗證后容易獲批上市。藥企此后再通過上市后研究，將藥品使用范圍擴展至患者更多的大適應癥，從而增加患者受益，延長產品生命周期。

目前國內上市的幾款PD-1藥物均是以小適應癥獲批，實現初步商業化后再尋求上市后的臨床研究。據藥研社統計的中國臨床試驗登記注冊中心數據，2019年登記的腫瘤領域上市后臨床研究共有1290項，2020年登記有2072項，年增長率高達60.6%。

腫瘤藥物獲批后快速推向醫生和患者，同樣至關重要。趙萍對記者表示：“對于大多數企業來說，過去的人海戰術行不通了，我看到很多公司都在提升效率的過程中，這是企業未來考慮的，商業模式上要更加有效。”

中國腫瘤藥物市場的創新生態正在形成，競爭的強度也在提升。趙萍認為，“腫瘤藥物的全產業鏈在加速過程中”。如果研發缺乏效率，或者商業化缺乏效率，每個環節都可能把一家創新公司拖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