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如何通過控能實現控碳？如何在碳減排中保證經濟增長？

地方如何通過控能實現控碳、如何在碳減排中保證經濟增長，已成為社會關注焦點。

昨日，在由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舉辦的碳中和與綠色經濟發展國際論壇上，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樊綱在發表主旨演講時表示，地方政府要在發展中實現低碳，就要促進經濟結構和能源結構轉型，做到控碳不控能，給新能源、可再生能源提供更多的發展空間。

對于控碳，樊綱稱，當務之急是在全國施行碳排放的“配額制度”。“從碳排放交易的角度來看，沒有配額沒有交易。過去，碳交易的總量、作用之所以有限，其中關鍵一點就是，沒有一個強制性、可核查的配額。”

對于控能，樊綱則認為，現階段，“能耗雙控”(即控制能源消費強度和總量)制度還應當進一步完善，以推動“雙碳”目標的真正達成。“在控能之后，或存在兩個隱患：其一，碳排放減少的速度會較慢;其二，沒有給新能源騰出空間，新能源、可再生的清潔能源的發展可能會受到阻礙。”

國家發改委近日印發的《完善能源消費強度和總量雙控制度方案》提出，“鼓勵地方增加可再生能源消費”已成為完善“能耗雙控”的重要方向。該方案明確，超出最低可再生能源電力消納責任權重的消納量不納入該地區年度和五年規劃當期能源消費總量考核。

但可再生能源對實現碳中和的作用也不應過分高估。

北京大學能源研究院副院長楊雷在上述論壇上表示，以碳中和為目標的能源轉型無論是在技術上，還是在經濟上都是可行的，但實現碳中和與能源轉型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多措并舉。“提高能效是實現減排的最大貢獻源。無論是可再生能源署還是國際能源署都持有相同看法，如果將貢獻率三等分，能效至少占三分之一。”

哈工大(深圳)經管學院教授、深圳市原副市長唐杰也認為，能源效率提升和能源結構調整是實現“雙碳”目標的關鍵。

比如，過去十年，深圳總體上達到了碳達峰的平臺期，特別是從2016到2020年，碳排放量下降了116萬噸，進入相對穩定的階段。其中，2010-2020年深圳經濟增長1.34倍(年均8.9%)，人口增長69%，分別帶動碳排放增長3.25倍和3.43倍。同時，2010-2020年深圳能源效率提高引起碳排放減少了4.5倍，采用含碳量更低的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引起碳排放減少了1.2倍，二者合計大致抵消了經濟增長與人口增加引起的碳排放量增長。

這期間，深圳制造業比重雖然下降，但制造業的生產水平卻在提高。其中，以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等主導產業占持續上升至68.9%，經濟增加值占比和能耗占比始終為2.2倍以上。

“這些數據反映了‘碳減排會遏制經濟增長’的觀點是不成立的。”唐杰表示，在地區發展中，調整產業結構，發展高端制造業，也有利于減少區域能耗。

由于地區發展的差異，深圳的經驗也無法完全復制。英國兒童投資基金會中國辦公室項目主任劉強在會上稱，在中國，資源依賴型和經濟發達省份的能耗需求不同，能源轉型方案制定的出發點和方向不同，對于既有產能和新建產能的處理方式也有差異，故而，“雙碳”的實現還需各地制定差異化解決路徑，不能一刀切;同時，應尋求區域一體化的碳減排路徑。

多名與會專家一致認為，從全國范圍來看，能源生產省和能源消費省的碳排放核算和減排責任也不同。

對于能源生產省，中國能源研究會可再生能源專委會主任李俊峰對第一財經表示，要加快淘汰落后產能，也要在能源轉型中提升其技術水平和質量標準。對于能源消費地區，唐杰表示，應防止“鞭打快牛”和運動式減排。

“碳排放達峰不是某一時點的碳排放數值，而是階段性的碳排放總量趨于穩定。減排并不意味著就要拉閘限電，要久久為功。即便進入碳達峰平臺期，也可能由于當年的經濟不景氣，出現地區單位電耗上升的現象。故而，應給予地方年度碳排放指標一定的彈性。”唐杰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