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垃圾分類：如何從“有沒有”轉向“好不好”-世界要聞

要加快分類設備研發和功能開發，推進傳統“人+桶”模式向“機+桶”的“智能回收+人臉識別”模式轉變；通過數字化技術打破數據孤島問題，挖掘出數據潛在價值，為決策等服務。

垃圾分類是實現垃圾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避免“垃圾圍城”的有效途徑，也是綠色低碳生活方式的重要組成部分。住建部不久前表示，力爭到今年底前，地級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區垃圾分類覆蓋率達90%以上，2025年底前基本實現垃圾分類全覆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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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我國垃圾分類實施情況如何？科技能為垃圾分類提供哪些助力？6月初，記者對相關專家進行了采訪。

297個城市已全面實施

為更好解決城市垃圾問題，2019年，我國全面啟動地級及以上城市的垃圾分類工作，到2020年底，我國46個重點城市基本建成了垃圾分類處理系統。

據住建部公布的數據，近年來我國垃圾分類工作持續深入推進，297個地級以上城市已全面實施垃圾分類，居民小區平均覆蓋率達到82.5%，人人參與垃圾分類的良好氛圍正在逐步形成。隨著垃圾分類工作的全面推進，297個地級及以上城市垃圾日處理能力達到53萬噸，焚燒處理能力占比77.6%，城市垃圾資源化利用水平實現較大幅度的提升。

同濟大學生態文明與循環經濟研究所所長杜歡政教授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各城市實施垃圾分類工作出現了三大變化。一是思想認識逐步統一，垃圾分類這件“小事”被當成是事關人民福祉的大事推進，2019年以后，各地政府不斷加強立法，基層社區、鄉村上下聯動共同推進垃圾分類；二是分類標準基本形成，不同地區因地制宜出臺了四分法、三分法，基本實現了垃圾的“干濕分離”；三是基礎設施不斷完善。

根據住建部的計劃，今年將進一步推進城市垃圾處理設施建設，補齊中西部地區焚燒處理短板。

我國在垃圾分類方面涌現了很多好模式。據公眾環境研究中心、萬科公益基金會在今年4月聯合發布的《100城市垃圾分類指數（GSI）評價報告》，青島、深圳、上海、蘇州、南京等城市均表現優異。

在青島市西海岸新區鐵路小區，廚余、可回收、其他、有害垃圾4個不同顏色的垃圾桶整齊擺放著。為避免雨水進入，垃圾桶上面有屋頂，每個桶后的圖說上羅列了每個桶內可丟棄哪些類型的垃圾。為激發居民垃圾分類的主動性和自覺性，小區設置了“紅黑榜”。小區業委會主任馬明森說，垃圾分類做得好，可獎勵一定期限的免費停車。如果錯誤分類超過兩次，會在小區業主群內被公示。“這辦法特別出效果，分類正確率一下提高了30%。”馬明森說。此外，志愿者服務隊也是小區開展垃圾分類的重要力量。

“不好好垃圾分類，我們都不好意思出門了。”該小區居民王愛娥說。

青島市副市長解宏勁說，青島在全市設置了垃圾分類宣教中心54座，將垃圾分類納入校本課程，600名專業的“星火講師”進機關、進小區、進學校開展主題宣傳，市民生活垃圾分類知曉率達到98%。青島市區分類設施、分類收運實現全覆蓋，生活垃圾日處理能力達1.2萬噸。

法規建設還要加快步伐

杜歡政說，通過近年來的垃圾分類工作，可以看到分類存在一些共性問題。比如在前期垃圾分類大規模推行過程中，通過宣傳教育和指導員在桶前督導，居民初步形成了分類習慣。但受長期生活習慣和生活方式影響，一旦缺少持續性宣傳和直接督導，部分地區就出現了干濕不分等問題“回潮”現象。

據統計，福建、河北、山東等20個省、自治區，上海、廣州等173個城市出臺了垃圾分類的地方性法規、政府規章。

“盡管部分地區已在探索垃圾分類的相關立法，但法規建設還要加快步伐，在分類實施細則、管理部門職責、獎懲手段等方面加強規范，提高可操作性。”杜歡政說，隨著一些新興廢棄物的出現和增多，居民識別和分類的難度加大，因此需要提高分類的準確率；還應加快建設、健全處理體系，部分城市缺少分類垃圾清運車、廚余垃圾處理中心、再生資源處理中心、危險廢物處理中心等垃圾中、末端處理設施和場所，使分類后垃圾在末端處理中沒有得到充分利用。

“混裝混運會影響居民垃圾前端分類積極性。”杜歡政強調。

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垃圾分類也面臨其特有的問題。杜歡政說，大城市垃圾產生量大，收儲運和末端處置都需要大量的土地用來建設處理處置中心。但大城市寸土寸金，建設運營成本高。此外，大城市生活節奏快，垃圾精細化分類需要更多時間，傳統人工分類模式會影響居民的分類積極性。

對此，住建部城市建設司副司長楊宏毅說，住建部將持續深入推進垃圾分類工作提質增效，實現從“有沒有”向“好不好”轉變。補齊設施短板，推進城市垃圾分類處理設施建設，持續提升焚燒處理能力，不斷優化垃圾處理結構。

垃圾分類進入2.0時代

今年5月底，家住北京沁山水南社區的居民驚喜地發現，垃圾分類驛站里新添了智能化桶蓋自動開關及除臭設備。這個智能垃圾桶裝有人體感應和自動開關設備，在感應到有人進入垃圾分類驛站后，垃圾桶蓋會自動開啟，并同步噴灑消毒液，實現無接觸便捷投放。

杜歡政說，我國垃圾分類第一個階段是“人+桶”，即督導員站在垃圾桶前，指導居民進行垃圾分類和投放；第二個階段是“機+桶”，即智能化垃圾桶。

智能化垃圾桶借助AI技術，可實現人臉識別、自動稱重、溢滿報警、定時鎖止等功能；通過客戶端可快速辨別垃圾類型，提高居民垃圾投放的正確性；借助數字化技術，能實現積分管理、二維碼溯源、車輛追蹤、視頻監控及大數據分析等相關基礎功能，減少人工成本，提高效率，通過垃圾分類全過程各環節的數據統計，可有效完成垃圾跟蹤分析和溯源，為垃圾分類的精細化管理提供支撐。

“‘人+桶’算是垃圾分類的1.0版，‘機+桶’是垃圾分類的2.0版。”杜歡政說，在2.0版方面，深圳為全國做了示范。深圳發揮志愿者之城和科技創新之城的優勢，在智慧監管方面實現了小區、垃圾投放點的全覆蓋，志愿者深入社區、學校，較好地推動了垃圾分類。

“作為超大城市，深圳生活垃圾分類基本特征是以選擇性精準分類為基礎，以可回收物規范管理為迭代升級方向，以清潔高效焚燒發電為核心依托，以全過程智慧監管平臺為保障。這種先進模式具備在其他超大城市推廣應用的良好價值。”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劉建國說。

青島市也在持續推進垃圾分類的智能化，比如依托城市運管服平臺，匯聚垃圾收運線路、處理設施等基礎信息，形成垃圾分類“家底一個庫”、運行管理“顯示一張圖”、問題處置“全市一盤棋”。通過智能監控和稱重等技術，對4000個投放點實時監測，對268條廚余垃圾分類收運線路、1.3萬個收運點位作業情況自動考核，對全市6座垃圾處理園區實行云上監管。

未來，垃圾分類智慧化升級的發力點應該是哪里？杜歡政說，發力點包括智能分類設備的開發、數字化技術的升級、人與技術關系的協調等。

例如，加快分類設備研發和功能開發，推進傳統“人+桶”模式向“機+桶”的“智能回收+人臉識別”模式轉變；通過數字化技術打破數據孤島問題，挖掘出數據潛在價值，為決策等服務。

“垃圾分類相關技術的運用還要匹配目標群體的生活狀況。比如目前社區環衛工作人員多為老人，在部分農村社區，居民多是農民，文化程度不高，無法掌握垃圾分類數字化技術，這就需要調整技術手段，提高智能設備的使用效率。”杜歡政說，還應加強垃圾分類數據統計與公眾分類意識、行為的相關聯分析，讓垃圾分類智能化技術與居民知識水平、生活方式相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