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殿英：中國民樂就是要留住民族的群體記憶

81歲的他是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民族管弦樂發展的參與者、見證者、引導者，創作了民族交響詩《岳飛》、二胡協奏曲《母親》、琵琶協奏曲《民族》等膾炙人口的民族音樂佳作，并為《南京長江大橋》《大慶新貌》《坦贊鐵路》等多部影視作品配樂。

受疫情影響，我采訪張殿英的時間一改再改。后來，我提議采用電話采訪的方式。可張殿英卻建議采用微信：“把你的問題通過微信發給我，我會用文字一一作答。這樣做，我也有個思考的時間，可以更慎重、更準確些。電話采訪，說話都是即興的，往往不夠慎重、不夠準確。”

就這一點而言，他像個嚴謹的科學家而非隨性的藝術家。收到我的問題后，老人精心地把答案一個字一個字地敲出來，然后用書信的格式逐條發送給我。有時是清晨，有時是夜晚，我會收到他發來的大段回答。看得出，每一個字，每一個標點都經過了反復斟酌。文如其人，一個嚴謹的老藝術家形象躍然眼前。

作為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民族管弦樂發展的參與者、見證者、引導者，張殿英的個人職業生涯與時代緊緊聯系在一起。1939年，張殿英出生在革命老區山東臨沂的東北園村。幼時的他，表現出對音樂的濃厚興趣，整天跟在大哥哥大姐姐屁股后面，有模有樣地學唱《解放區的天》《天空出彩霞》等歌曲。除了唱歌，張殿英還自幼學習民間器樂、柳琴戲。聲音從胸腔中發出，在大山中回蕩。很多時候，唱累了，他就往柔軟的草地上一躺，望著藍藍的天空發呆。那時，他不知道那些音樂的旋律會穿越時空，于多年后在他的筆下重現。

1959年，張殿英正式踏上專業音樂之路，先后求學于中央音樂學院、中國音樂學院，專攻民族音樂作曲。畢業后，他先后擔任中國音樂學院作曲系教師、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作曲、中國電影樂團作曲。

聆聽張殿英的作品，會發現旋律極富畫面感。音樂中的“形象性”，或許與他的影視音樂創作經歷有關。無論是紀錄電影《大慶新貌》，還是紀錄片《南京長江大橋》，為這些作品配樂之前，張殿英總要先到工人中間體驗生活。創作時，工人們熱火朝天的工作場景會浮現在他眼前，工地上的打夯聲，工人們的號子聲，還有那機器的轟鳴聲，都成了他的創作元素。最后，他用音符呈現了一個個戰天斗地的勞動場面，與影視畫面相得益彰。在幾十年的作曲生涯中，張殿英創作了《華山自古一條路》《坦贊鐵路》《新來的女售貨員》《戰歌沒有消逝》等多部影視音樂及其他200余首聲樂、器樂曲。

張殿英說，民族音樂創作要有“神韻”。他的代表作二胡協奏曲《母親》創作于1986年，大概花了半年時間寫完。他寫的是自己的母親，可聽眾又能從中看到千千萬萬個中國母親的身影。這個作品充滿了山東臨沂地方音樂的風格和韻味，“不以難、澀、離奇的技法而炫耀，更不用媚俗的情調以迷人，而是讓音樂自己說話，平易近人地說話，讓純真優美的旋律去打動人們的心”。這大概就是他所講的民族音樂的神韻，這種神韻是民族之河河床上無法磨滅的印跡，是一份屬于群體的記憶。張殿英的音樂真摯動人，還因為他對鄉土的深情與敬畏敦促他以莊重之心對待寫給人民群眾的音樂，這令人想到艾青的那句詩：“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

20世紀80年代，張殿英當選為中國民族管弦樂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開始為民族音樂的傳播推廣積極奔走。他說：“民樂的出路就在中國民樂人的腳下。中國的民樂工作者，既然干了這一行，那就要樹立事業心，練好基本功，辦好自己的事情。”這一時期，他灌制了唱片《華魂》，收錄了二胡協奏曲《母親》、古箏協奏曲《心》、琵琶協奏曲《民族》、管子獨奏曲《魂》、民族交響詩《岳飛》等個人代表作。

張殿英認為，多少年來，中國社會始終存在著一種不正常、不健康的現象，那就是“歐美文化中心論”在中國大地上陰魂不散，不少人總認為歐美文化才是先進的、科學的、高尚的，瞧不起自己的民族文化。他舉了例子，現在很多城市都在花重金創辦西洋交響樂團。“我從不反對辦西洋交響樂團。但我的觀點是，如果你確實有錢，應當先辦一個民族樂團。接著，可以再辦一個西洋交響樂團。這個先后順序不能顛倒。如果顛倒了，就是對自己民族文化的不珍惜、不尊重。”

張殿英年逾八旬，可仍然對新事物保持著濃厚興趣，經常上網瀏覽民樂方面的內容。讓他遺憾的是，“各大網站上的音樂節目，絕大部分都在傳播流行歌曲，跟民族音樂有關的難得一見”。

張殿英認為，民族音樂的傳播離不開新媒體，所以他經常“以樂會友”，在微信朋友圈分享各類民樂作品。為他點贊的那些“樂友”，既有專業的作曲家、演奏家，也有普通的音樂愛好者。張殿英相信，民族音樂文化的廣泛傳播一定能讓民樂中的鄉土感在人民群眾中蔓延開來，從而將流淌于國人血脈中的文化基因傳承下去，最終匯成堅不可摧的文化自信的力量。

(作者：韓江雪，系北京體育大學藝術學院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