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勃發展的數字經濟創造大量新增就業崗位的同時，也凸顯出新業態下靈活就業者勞動權益和社會保障缺乏的困境。我國靈活就業人員已經高達2億，占到了我國城鎮就業人員的一半左右。下一步我國將啟動這兩億人的“社保補短板”改革。

5月，國務院兩次常務會議都提出要進一步完善靈活就業者的社保制度，研究制定靈活就業人員參加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的兜底措施，推動放開在就業地參加社保的戶籍限制，并探索將靈活就業人員納入工傷保險范圍。

平臺經濟企業也透露出最新的改革動向。美團CEO王興在近日回答投資者提問時表示，關于騎手福利，看到關于政府計劃試行將靈活就業人員納入工傷保險范圍的報道，這個由政府、平臺與保險公司合作的項目，可以為包括騎手在內的靈活就業人員提供更好的保障和保險，同此前傳統的工傷保險有區別。

第一財經從參與政策咨詢的人士處了解到，政策制定過程中還存在著一定的分歧，一方面必須考慮數字平臺在“穩就業”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平臺就業者社保“裸奔”所引發的社會問題不容忽視。總體來說，目前政策對靈活就業人員的工傷保險形成了較多共識，但在養老保險上仍然沒有破局。

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就業研究所所長曾湘泉對第一財經表示，靈活就業最大的挑戰是就業質量不高。數字經濟平臺的靈活就業因為工時長、收入不穩定、大部分未進入社保，導致就業質量問題突出。未來需要繼續探索平臺經濟完善靈活就業的新舉措，包括平臺企業與員工的收入分享，以及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險解決思路等，各方面都應當共同做出努力。

靈活就業的社保難題

靈活就業是指在工作時間、勞動報酬、工作場所等方面，不同于傳統正規或標準雇傭方式的其他就業形式的總和，比如自營就業、非全日制就業、臨時就業、兼職就業、遠程就業、獨立就業、承包就業等。個體戶作為自雇者，是靈活就業的主力軍。

如今，靈活就業已成為我國群眾就業增收的重要渠道之一。5月12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目前全國靈活就業人員達2億人。

學術機構的測算甚至高于2億人。曾湘泉表示，我國的靈活就業就相當于國際上所稱的“非正規就業”。以2019年4.4億城鎮就業人員的60%計算，我國的靈活就業者約為2.6億。

事實上，靈活就業并不是新生事物，且一直以來都是城鎮就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外賣騎手、快遞小哥、網約車司機等新業態下的靈活就業者所面臨的社保缺乏問題卻比傳統靈活就業者更加突出。

比如，個體戶作為自雇者，一直以來是靈活就業的主力軍，但對這類自營性質的靈活就業者，國家會提供一些社保補貼。而對于數量龐大的數字平臺經濟從業人員，雖然同屬于自營性質的靈活就業，卻沒有納入政府補貼體系。

國家信息中心發布的《中國共享經濟發展報告(2021)》顯示，2020年共享經濟參與者人數約為8.3億人，其中服務提供者約為8400萬人，同比增長約7.7%;平臺企業員工數約631萬人，同比增長約1.3%。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副教授郭瑜認為，數字經濟的出現對當前以戶籍制度與勞動關系為基礎的社會保障制度提出了巨大挑戰。根據目前的法律法規，難以判定勞動者與平臺之間是否存在雇傭關系，大量“平臺勞動者”成為游離于社會保障安全網之外的“自由勞動者”，平臺管理者認為平臺與其沒有雇傭關系，因此“不簽合同、不繳社保”。

郭瑜在與平臺企業訪談中發現，大型網約車公司中有30%的專職司機完全沒有參加任何社會保險。快遞行業除了順豐、京東、EMS和中外運等企業能夠繳納社保外，其他企業多采用網點加盟形式，不能保證參保率;外賣配送行業的用工可以籠統劃分為專職或兼職，但不論是否存在勞動或勞務關系，外賣員大多沒有通過平臺參加社會保險，最多會在戶籍地參加居民保險。

近日，美團被北京市人社局巡視組約談。美團代表稱，公司中有470萬騎手是外包員工，同美團并沒有直接的勞動關系。這也表明美團并沒有為騎手繳納社會保險。

約談的消息傳出后，美團股價應聲而落。清華大學民生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王勇對第一財經表示，平臺經濟是輕資產模式，它的定位是撮合零工和潛在雇主之間的交易，如果網約車司機、騎手都作為平臺的雇員，那么平臺模式就不存在了，美團股價下跌說明資本市場擔憂平臺模式會發生改變。

上述參與政策咨詢的專家表示，相關部門在出臺包括平臺經濟在內的靈活就業者的社保政策時，會重點考慮對就業的影響，平臺就業對穩就業的作用不容忽視，但也要看到新經濟并沒有為勞動者帶來與之相適應的“新保障”，平臺企業在勞工權益方面缺失了社會責任。

王勇也表示，平臺的算法背后是資本意志，追求的是效率和利潤，但是“零工”(靈活就業者)需要有保障、有尊嚴，需要休息，也需要有保險。從這個角度來講，在算法追求效率和零工追求保障方面，存在著一定的對立，從中也可以看到當前用工平臺運作中存在的一些問題。

在近日舉行的國新辦發布會上，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就業促進司負責人宋鑫表示，通過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實現對靈活就業人員的兜底保障，是非常重要的。目前，他們正按照國務院常務會議的有關要求，會同有關部門以及專家學者，對靈活就業人員參加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兜底的問題開展研究論證，根據靈活就業人員的特點，制定有關參保服務、轉移銜接、兜底保障等具體措施。

王興表示，美團目前為所有騎手都上了意外商業險，未來公司將積極同政府合作，為騎手合規購買工傷保險。同時，靈活就業人員的社保政策未來還將繼續變化，根據政府的指導，美團將努力為騎手建立一個更為完善的、符合騎手需求的保障體系，保證行業的長期穩定和健康發展。

應對養老的“灰犀牛”

中國政法大學社會法研究所所長婁宇在日前的一場關于算法對勞動擠壓的論壇上表示，由于我國的勞動法是一個嚴格的“二分法”，只要認定了勞動關系，就可以享受勞動基準的保護;但如果不認定勞動關系就屬于民事關系，出現問題就只能協商解決，不能用法律的強制性去保護勞動者。

根據目前的法律法規，難以判定勞動者與平臺之間是否存在雇傭關系，所以在養老保險等社保費用征繳方面，難以界定平臺承擔繳納費用的責任及征繳的費用基礎。

婁宇對第一財經表示，平臺不愿意與勞動者建立雇傭關系，根本上還是考慮到成本問題，尤其是養老保險的成本，作為動輒以百萬員工來計的平臺企業來說，這種負擔是他們難以承受的。

“對靈活就業人員來說，最難的還是養老保險，相較之下，當前對騎手、快遞小哥最為必要的工傷保險會更容易一些，工傷保險費率較低，即使員工自己承擔也問題不大。”婁宇表示，工傷保險試點方面要突破的是勞動關系以及工傷認定時的“三工條件”，即工作時間、工作地點和工作原因等限制。

即使是較為容易推行的工傷保險，國務院也強調了多方的責任。5月12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開展平臺靈活就業人員職業傷害保障試點，合理界定平臺企業責任，探索用工企業購買商業保險、保險公司適當讓利、政府加大支持的機制。

在養老保險方面，國務院將研究制定靈活就業人員參加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的兜底措施;推動放開靈活就業人員在就業地參加社保的戶籍限制等。

在學界看來，兜底政策可以起到最低保障的作用，但由于我國城鄉居民養老待遇水平較低，參加居民保險很難起到保險作用，還是應該推進靈活就業者加入保障水平更高的職工保險。

2019年以來，全國總工會中國工運研究所組成“新就業形態人員社會保險狀況研究”課題組，先后赴北京、廣東、浙江、江蘇等地，就新就業形態人員社會保險狀況開展了實地調研并進行了相關研究。

當前，我國存在面向兩類人群的基本社會保險，即城鎮企業職工社會保險和城鄉居民社會保險。在參保類型的選擇上，考慮到新就業形態人員城市就業者的身份，上述研究主張其應當參加職工社保，而不是選擇保障層次更低的城鄉居民社保，從而切實增強他們的獲得感和社會保險制度的吸引力。

實際情況是，除部分從業者以靈活就業人員身份或從原單位渠道參保外，新就業形態人員從平臺企業參加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的途徑并不暢通。新就業形態人員參加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的比例明顯低于在職職工，大部分從業者只能選擇加入保障層次更低的城鄉居民養老保險。

郭瑜在調研中發現，“靈活就業”的新就業群體，有主動放棄養老保險的，也有的是受到外在勞動力市場結構、社會經濟結構以及養老保險制度因素的影響而被動擠出的。養老保險具有延時性、長期性、高費率等特征，更易出現市場失靈和個體短視行為，因此國家要探索養老保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確保在不同就業形式、不同崗位、不同領域以及不同地域間流動的勞動者的權益，并確保養老保險權益的可持續性與便攜性。

“現在城鎮職工的養老保險制度門檻過高，并不適合靈活就業者，在養老保險制度上應該有更多的創新，也可以考慮為這2億人單獨建立一個適合他們的養老保險制度。”曾湘泉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