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信用為尺度量個人破產制度 不應淪為部分人“依法逃債”的工具

凝聚改革共識，以科學的制度設計保護債權人、債務人和社會公共利益是個人破產制度的時代使命，也是我國經濟社會法治化、成熟化的必經之路。

以信用為尺度量個人破產制度的應用，方能彰顯個人破產制度對經濟社會秩序保護的公平性。首先，可以調整因認知失調而導致的不公平感，激勵債權人和債務人在個人破產程序中的行為。以《企業(yè)破產法》為例，企業(yè)法人是虛擬人格，企業(yè)可以通過破產制度退出市場，注銷法人資格，因此無論是存量財產清算還是增量財產分配都強調公平的博弈。自然人則不同，破產制度可以限制自然人諸多權益，卻不能消滅自然人，自然人會繼續(xù)存續(xù)。這種情況下，無論如何分配債務人的既有財產和未來收益，只要未全額償還債務，債權人感受到的公平就有限。為了平衡債權人的不公平感，需要利用信用來度量債務人的行為是否誠信。

個人信用對公平的度量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破產申請前。債務人申請破產免責的基礎是足夠誠實，信用則是證明工具。如果日常債務人欠稅，信用卡經常透支，不按約定還款，可以說明債務人是“不誠實”的人，日常信用不支持破產免責。如果個人破產制度寬恕了信用不足的債務人，是對債權人的不公平，進而破壞整個社會的信用環(huán)境。再如第二代個人征信系統(tǒng)上線，增加了就業(yè)狀況等信息，如果一個人沒有連續(xù)穩(wěn)定的就業(yè)，而舉借了超出自身承受能力的債務，那么就不能認定他是“不幸”的人。個人破產制度在制度設計時，要避免鼓勵這種“非不幸”的人，不能讓任性妄為的人將不理智的行為成本轉嫁給債權人，甚至轉嫁給整個社會。

二是破產申請審查時。破產申請審查時的信用判斷與破產申請前的不同，破產申請前的信用判斷，解決的問題是誰有資格申請破產，誰有能力破產?破產申請審查時的信用判斷，解決的問題則是申請人是否符合破產條件。關于個人破產能力的信用判斷，最大的作用在于對破產秩序的引導，而個人破產條件不僅包括個人破產能力的判斷，還包括債務人具體情況的綜合判斷。例如，債務人需要如實說明自己的收入、財產和債務狀況，不能隱瞞、藏匿財產。如果破產申請前債務人低價出售財產，將財產贈與他人，為沒有擔保的債務提供擔保，一旦發(fā)現存在這些行為，可以認為債務人存在欺詐行為，不符合免責條件。

三是破產申請受理后。債務人之所以能夠獲得法院和債權人的重整支持，在于債務人擁有良好的信用和穩(wěn)定的收入，法院和債權人相信債務人有重整的能力和誠意，能夠保證重整計劃的執(zhí)行。對債務人的行為和資格限制較少，重整狀態(tài)下債務人可以正常獲得銀行貸款，擔任企業(yè)高管等。如果債務人沒有按照重整計劃規(guī)定按時、足額還款，逃避履行重整義務，法院可以剝奪對債務人債務的豁免，追究債務人的民事或刑事責任。在清算程序中，債務人可以一次性獲得全部債務豁免，無需用未來的收入償還債務，看似較重整更劃算，這也是很多負債人想通過破產擺脫債務困境，所產生的不切實際的“野望”。實際上，債務人獲得債務豁免后，個人破產制度會在一定期間內限制他的很多行為和資格。例如我們常見限制乘坐飛機、高鐵一等座等高消費行為。通過限制債務人部分權利，對其生活和工作造成不便，來震懾其他潛在破產清算申請人。

個人信用是個人破產制度公平的度量工具，而個人破產制度是個人信用的鞭策工具。二者相輔相成，互為犄角。在實踐中，個人破產制度不應淪為部分人“依法逃債”的工具，這比一般的犯罪更可怕。(劉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