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懲治冒名頂替上大學 刑法和民法典都應有所作為

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正提請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次會議審議。針對近日引發社會關注的山東“冒名頂替上學”問題，全國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在分組審議中普遍建議在刑法修改中寫入相應罪名，并加大量刑標準，以立法保障公民“前途的安全”。

由陳春秀、茍晶等被頂替上大學案，很容易使人想起十幾年前的齊玉苓、羅彩霞等人被冒名頂替案。類似的事件，相隔多年再次爆發，說明很可能還有不少冒名頂替者依然潛在水下。

十年寒窗苦讀，一朝被人頂替，人生命運從此大為不同。竊人錢財者可以定罪坐牢，而竊人人生者卻逍遙法外，一時間，法治的空白備受質疑。

根據目前的法律，這些被頂替的學子，不僅尋求刑事追責師出無名，即便是請求民事賠償也效果甚微。在民法上，頂替者主要侵犯了被頂替者的姓名權、受教育權。在“齊玉苓案”中，2001年山東省高院作出的判決包括被告停止對原告齊玉苓姓名權的侵害、被告向原告齊玉苓賠禮道歉、被告賠償齊玉苓因受教育的權利被侵犯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和間接經濟損失。

該案首次將侵犯憲法規定的受教育權作為民事賠償依據在學界還引起不小轟動。但在2008年年底，隨著最高人民法院相關司法解釋被廢止，受教育權獲得民事裁判支持的依據就不復存在。

如此一來，即使根據新的民法典，被頂替者也只能是以頂替者侵害人格權，包括姓名權，最多再加上名譽權(沒考上大學名譽受損)，進行索賠，而這種非營利性姓名權侵害案，精神賠償金少之又少，其結果可能還不如20年前的“齊玉苓案”。

刑事責任方面，從考大學到被錄取的程序來看，頂替上大學的操作十分復雜，其背后多有一條產業鏈，包括大學招生工作人員、涉及招生考試的其他公職人員、頂替者及其家人，還有中介人員。對于公職人員可以依據職務犯罪的規定予以懲治，而對于頂替者及其家人和中介人員，刑法尚無對應的罪名。

現行刑法規定有考試作弊類犯罪，包括“組織考試作弊罪”、“非法出售、提供試題、答案罪”、“代替考試罪”，但頂替者在考試時沒有作弊，甚至不考試，只是在錄取時冒名頂替，就不能被該類犯罪所覆蓋。

頂替案之所以選擇冒名頂替，就是想以真實的公文、證件、印章為幌子，將身份暗中更換，再者，偽造、變造的公文等信息，也無法在招生系統中做到精準對應，蒙混過關。因此，在這種案件中，牽涉到偽造公文、證件、印章類犯罪的基本上沒有。

頂替者因為頂替他人身份，有可能觸犯“使用虛假身份證件、盜用身份證件罪”或者“偽造、變造、買賣身份證件罪”。然而，上述兩個罪名的犯罪對象是身份證件，頂替者如果沒有偽造他人身份證件，也沒有使用虛假的他人身份證件，而是以另行申報一個“假戶口”的形式入學，那么就不能認定為偽造身份證件罪和使用虛假身份證件罪。

至于是否構成盜用身份證件罪，則要看“盜用”是否包括“冒用”的意思。如果盜用可以解釋為在他人不知情的情況下背地里使用他人的身份信息，那么即便是申報一個“假戶口”，也可能構成盜用身份證件罪。但這種擴大解釋顯然沒有對癥下藥，不足以打擊犯罪人的痛處。

犯罪是侵犯他人權益，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行為，而冒名頂替上大學給被頂替者的人生造成的傷害，遠非金錢財物可以彌補，其嚴重危害性不言而喻，所以刑法介入是必要的。

與考試作弊相比，冒名頂替入學，可能連考都不用考，這種行為無疑比考試作弊更加惡劣。既然刑法將考試作弊類行為規定為犯罪，舉輕以明重，冒名頂替行為也應該納入刑罰制裁的軌道。

為此，筆者贊同，在現行刑法中增加冒名上大學的相應罪名和刑罰。與此同時，通過司法解釋，對民法典規定人格權被害提高賠償力度，一旦查出，勢必人財兩空。只有這樣，才能有效打擊這種冒名頂替現象，讓頂替者付出高昂的代價，讓莘莘學子們不再迎接不到屬于自己的明天。(作者：同濟大學法學教授 金澤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