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續上調養老金 “第二第三支柱”要跟上

連續上調養老金 “第二第三支柱”得跟上

日前，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財政部聯合下發《關于2019年調整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的通知》，明確從2019年1月1日起，為2018年年底前已按規定辦理退休手續并按月領取基本養老金的企業和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提高基本養老金水平，總體調整水平為2018年退休人員月人均基本養老金的5%左右。

這是我國自2005年以來，連續第15年調整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人社部有關負責人表示，作為一項社會政策，調整基本養老金要突出保基本兜底線功能，確保退休人員基本生活，為此，不僅要考慮職工平均工資增長和物價上漲情況，還要考慮養老保險基金承受能力和制度可持續性。

近些年，由于我國人口老齡化加速，領取基本養老金的退休人數不斷增加，繳費人數與領取待遇人數的撫養比不斷下降，養老負擔越來越重。為降低企業負擔，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下調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單位繳費比例，各地可降至16%。如此一來，養老保險基金收支壓力進一步增大，建立多層次養老保障體系刻不容緩。

養老各支柱發展失衡

養老保障體系有“三支柱”之說：“第一支柱”指目前已經形成的“城鎮職工+城鄉居民”兩大平臺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第二支柱”指補充養老保險制度，以企業年金、職業年金為主;而“第三支柱”指個人儲蓄性養老保險和商業養老保險。目前，我國養老金體系各支柱發展失衡，嚴重依賴公共的基本養老保險。

人社部中國勞動與保障科學研究院院長金維剛表示，經過多年的建設，我國在“第一支柱”方面已取得了比較不錯的成績，建立了龐大的金融養老保險體制，包括職工養老保險，居民養老保險，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等，但“第二支柱”“第三支柱”的發展卻嚴重滯后。“目前建立企業年金的企業只占企業總量的零頭，個人養老金制度也尚未在國家層面形成基本模式和框架。”

數據顯示，2018年，我國基本養老參保人數達到9.42億人，參保率超過85%。而截至2018年第二季度，建立企業年金的企業只有8.29萬個，參加員工2000多萬人。

“跟國際上相比，我們國家目前在多層次保障建設上差距很大。”金維剛表示，有的發達國家的“第一支柱”公共養老金部分占整個養老金資產總量10%，“第二支柱”超過60%，“第三支柱”接近30%。在這種構架下，養老保障最核心最主要的并不是政府舉辦的公共養老金，而是企業為職工建立的補充養老保險，“第三支柱”規模也很大。“而我們主要靠‘第一支柱’，金融機構開發了一些面向個人養老的產品，總體上是處于幼苗發育的階段。”

金維剛認為，養老保險制度應該是金融制度，但是現在制度設計上存在缺陷。不管是職工養老保險、居民養老保險都有很大的運行風險。“像我們國家一樣繳費滿15年就可以享受養老保險待遇在全球是極少的，這造成很多人繳費時間很短，但是他退休以后領取養老金的黏性很長。”據測算，我國居民平均繳費年限和平均預期余命幾乎相等，“這意味著以目前杠桿來說,(養老金兌付)是不可持續的，將來極易出現支付風險危機。”除此之外，我國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整體收益率比較低，存在貶值風險。

事實上，目前我國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仍靠財政支撐，基礎養老金有一定的福利色彩，“但現在的主要問題是，財政的大量投入并沒有換來更好的效果，收不抵支的地方也在增加。”金維剛說，3支柱失衡的情況亟待改變。

“第三支柱”是突破點

金維剛認為，以我國目前的情況來看，“第一支柱”基本走到頭了，在沒有實現全國統籌統支的情況下，“第二支柱”發展的時間窗口也沒有到來，而第三支柱在發展方面沒有障礙，個人養老金市場擁有很大空間。

事實上，作為“第三支柱”的重要基石，稅延養老險和養老目標基金在2018年已實現改革措施雙突破。

2018年5月1日，個人稅延養老險在上海等3地開展試點工作，為期1年，根據《個人稅收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業務管理暫行辦法》要求，每人繳費稅前扣除限額最高不超過12000元/年，稅延額度最高為5400元/年。同年3月，證監會下發《養老目標證券投資基金指引(試行)》，以滿足養老資金理財需求，規范養老目標基金運作。

政策引導之下，保險、基金公司紛紛行動，相應產品紛紛落地。近一年來，也取得了一定成績，但總體上處于“不溫不火”狀態，市場整體情況低于預期。

“‘第三支柱’個人養老不是靠某一個行業發展起來的”，金維剛表示，想推動“第三支柱”的建設必須依靠政府的決心，由政府主導。“中國是一個高儲蓄率的國家，關鍵是怎么引導居民，讓他們意識到投資養老對自己的好處，這需要頂層設計和推動。”

中國養老金融50人論壇秘書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董克用認為，健全“第三支柱”個人養老制度的關鍵在于通過國家立法和財稅政策支持，引導全體經濟活動人口建立以個人養老為目的、自愿參加并且個人主導的積累型的養老金制度。“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需要慢慢調整和完善，這其中服務是關鍵。同時，還要加強對人們的養老金融教育。”

金維剛也提醒，“第三支柱”發展過程中，監管十分必要，必須進一步強化金融監管，防范金融風險，包括建立系統化管理平臺，方便個人了解其帳戶信息以及收益情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