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了解，商業銀行的很多非重要性崗位長期由外包公司“代持”。此前，已經有金融外包服務公司被裝上市公司的資產中(全資控股子公司)，該外包公司自稱員工的總數超過15000人，這一數字超過了所有的區域性上市銀行。而還有深圳地區某金融外包公司人士對記者表示，其所在公司的員工數量遠超上述公司。

不過，如今外包公司也面臨競爭壓力，隨著AI技術的提升，機器人正在搶奪銀行外包人員的“飯碗”。

銀行外包 “包打天下”

在金融科技大行其道之前，當你來到銀行辦理業務，迎接你的大堂經理可能來自于跟銀行合作的勞務派遣公司，而幫你挑選理財產品的理財經理則可能是剛剛簽訂試用合同的準員工，微笑服務的柜員可能業余時間正在準備考試并期望由派遣制向合同制轉制，而你離開時經常會下意識看一下頭戴鋼盔保安的勞動關系一直屬于某家金融保安公司。

此外，大街上攔住你辦信用卡的所謂銀行員工其實可能是外包公司的職員，電話里聲音甜美的客服人員中的絕大多數與銀行并沒有直接的勞動合同，甚至來自創業空間聯絡小微企業貸款的青年，還在期盼通過簽訂幾個大單實現身份的轉換。如果很不幸你信用卡逾期不還，向你催收的很可能也是銀行雇來的“臨時工”以及“臨時公司”。

如今，伴隨著金融科技的進步，未來已來，外包“包打天下”的狀況似乎沒有變化，但外包業務自身的格局則似乎有了變化。

不變的是，你看不見的銀行IT系統很可能是依舊由第三方外包并維護的，不過，隨著銀行對金融科技的加大投入，越來越多的大中型銀行選擇合作開發的模式——銀行提出訴求，外包公司負責落地，最終成果的知識產權歸于銀行，同時研發過程中的風險也由銀行承擔;不變的是，你選擇使用自助機，這些設備的加鈔處理、維修、遠程值守服務過去很可能是外包公司一力承擔，改變則在于，如今雖然設備房職責依舊，但是銀行的智能柜臺更加個性化和定制化。

最主要的改變在于機器人的接入越來越廣泛。從擔綱大堂經理的各路機器人，到前端推銷、中端二次開發、后端催收，機器人的工作效率號稱“10倍于人工”，且永遠情緒飽滿。一家主要從事金融業外包服務的公司人士對《證券日報》記者表示，公司目前的人員規模較2016年有所縮減。

單個網點人均員工約26人

上市銀行雖然員工數量龐大，但是分配到每個網點后，人手就有些不足了。

據記者統計，28家上市銀行的員工總數合計約為219萬人。不過，目前上市銀行境內的分支機構合計數量已經超過7萬個，大致估算可以發現，每個具有單獨機構代碼的網點對應的員工人數約為31人，如果剔除人員占比在10%-15%的總行層級的影響，普通網點平均對應的員工數量為26人左右。此外，記者根據四大行年報驗證發現，四大行境內機構的平均人員為20人至26人左右。

“正式員工一般包括一位支行長、數位支行副行長、技術團隊、財務人員、結算人員、信用控制人員、對公和零售的相關業務人員、客服人員等。”一位國有銀行支行副行長曾對記者表示，“這其中的客服人員用工形式通常最復雜，有正式員工、合同制和外包制等多種形式”。

此外，記者注意到，銀行還存在大量低門檻的用工需求，例如數據錄入、文件傳遞等等，這些崗位也是外包的主力。

用戶擔心銀行推卸責任

“外包制最大的好處就是降低成本”，某上市銀行高層曾對記者表示。

不過，外包制與我國商業銀行“親密接觸”的時間并不太長，過去一直是勞務派遣制包打天下。但隨著現在派遣制同工同酬以及只能定位于“三性”的要求，銀行不得不轉向其他方式控制成本，勞務派遣員工的數量和占比近年來呈現逐年下降趨勢。部分國有大行的勞務派遣制員工已經由數萬人降至數百人，乃至數量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法律界人士告訴記者，“勞務派遣是勞務派遣機構與派遣員工簽訂勞動合同，勞動合同關系存在于勞務派遣機構與派遣員工之間，但勞動力給付的事實則發生于派遣員工與實際用工單位之間，是種招聘和用人相分離的用工模式，受《勞動法》及《勞動合同法》等相關法律的調整。業務外包是種業務合作關系，發包企業與承包企業簽訂業務合作合同，由承包企業獨立完成所承包業務，合作針對的是業務。承包企業自行安排人員，開展業務，對人員發放工資。因而業務外包關系是受《民法通則》和《合同法》調整。對于儲戶而言，業務外包的風險在于信息和資金安全”。

記者此前曾在社交平臺接收到求購銀行用戶信息的信息，每條大概報價0.25元。記者嘗試與買家溝通，但買家比較謹慎，僅表示“銀行的員工或者在銀行服務的其他人員手中都可能有大量的此類信息”，但是“膽小的就別來交易了”。

儲戶對于銀行往往有著天然的信賴，并不會主動區分(更多時候也確實很難區分)正式員工還是外包員工，因此，其知情權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損害。“正式員工的違規行為的定性相對簡單，而非正式員工如果侵害儲戶的信息安全和資金安全，銀行是否會以‘臨時工’為由推卸責任是儲戶最為關注的。”上述法律界人士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