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8月20日最高法修改民間借貸利率上限后，持牌消金機構是否受限四倍LPR(貸款市場報價利率)，業內對此極為關注。繼9月底河南省一法院對消費金融機構的糾紛判決回調民間借貸利率上限，表明15.4%不適用于持牌金融機構后，近日，成都市郫都區人民法院、長沙市岳麓區人民法院審理的針對四川錦程消費金融、長銀五八消費金融兩家機構與個人金融借款合同糾紛判決書中，均提及利息、罰息、復利、違約金以不超過同期LPR四倍為限。

不同地方法院判決分歧背后，近兩日，北京商報記者多方采訪了解到，針對最高法利率上限調整一事，已有消金機構根據市場情況，計劃對借貸利率進行調整;還有機構人士稱，已在配合監管的相關調研，后續將嚴格按照相關政策和監管要求開展業務。分析人士指出，利率紅線的調整，影響面不止于狹義的民間借貸，消費金融公司利率和客群等也會受到影響，應提早做出調整。降低借貸利率是各類機構共同的方向，基于金融的公平性，金融監管部門也可能調整相應的監管要求，進一步降低金融機構的利率。

相關持牌消金選擇觀望

10月12日，成都市郫都區人民法院披露了關于四川錦程消費金融與個人金融借款合同糾紛一審民事判決書。根據判決書，以2020年6月30日為界限，法院對此前已經發生的利息、罰息、復利、違約金等按照雙方合同約定予以支持，但對于從6月30日之后利息、罰息、復利已經違約費用，則以不超過同期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公布的四倍LPR為限。

此類判決并非孤例。9月27日，湖南省長沙市岳麓區人民法院也審理了長銀五八消費金融一案，對于類似個人金融借款合同糾紛，該法院判決，被告個人應在七日內償還原告湖南長銀五八消費金融借款本金、罰息。但罰息暫計算至2020年8月9日，此后的罰息按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每月公布的一年期LPR四倍的標準計算。

北京商報記者注意到，從判決來看，成都市、長沙市地方法院的最新判決均適用今年8月20日最高法發布的關于修改《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新規》)。其中明確，以一年期LPR的四倍為標準確定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

“兩地法院參考《新規》中的司法利率，即LPR四倍上限，這和我的觀點是一致的。” 北京市中聞律師事務所律師李亞告訴北京商報記者，結合歷來的司法解釋和司法判例，以及金融借貸與民間借貸的市場定位和風險與利益一致的市場法則，消費金融公司等金融機構的利率上限參考適用LPR四倍上限，十分合理。

針對這兩例判決，就是否將提起上訴，后續業務是否進一步調整，北京商報記者分別采訪了四川錦程消費金融、長銀五八消費金融兩家消費金融公司，截至發稿，暫未收到四川錦程消費金融回應，長銀五八消費金融則表示暫不便接受采訪。

此外，北京商報記者嘗試撥打成都市郫都區人民法院、長沙市岳麓區人民法院電話進行采訪，但截至發稿尚未接通。

不過，一位接近長銀五八消費金融人士向記者透露，目前該公司暫未對借貸利率做出調整計劃。該人士稱，“我們是受央行和銀保監監管的持牌金融機構，與民間借貸還是有所區別，在監管未作出進一步規定之前，機構目前暫未作出調整。”

值得一提的是，盡管定位持牌金融機構，但自《新規》實施后，法院判決持牌機構借貸利率受限四倍LPR案例屢屢發生。早在9月初，浙江省溫州市甌海區人民法院披露一份判決文書，內容為平安銀行(000001,股吧)溫州分行與個人借款合同糾紛案。在該案例中，法院判決銀行采取民間借貸最新司法解釋中LPR四倍來收取貸款利息。不過，該文書掛網不久便被撤下，溫州市甌海區人民法院未表示是何原因撤回文書。彼時，銀行內部也表示保持觀望，對于利率調整“按兵不動”。

判決標準仍待統一

值得注意的是，針對民間借貸利率司法保護上限是否適用于金融機構，不同地方法院的判例出現了分歧。

北京商報記者注意到，在成都市、長沙市兩地法院判決持牌消金受限四倍LPR之前，河南省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江蘇省連云港(601008,股吧)市海州區人民法院對持牌消金機構、保險機構的借貸及保費追償糾紛判決里，均按年化利率24%計算利息與罰息，并未遵循新的民間借貸利率司法保護上限新規。

其中一個判例是中銀消費金融起訴逾期借款人，要求后者按年化利率24%償還個人借款本金利息與逾期滯納金，獲得連云港市海州區人民法院的支持。

中國銀行法學研究會理事肖颯指出，根據《新規》規定，經金融監管部門批準設立的從事貸款業務的金融機構及其分支機構，因發放貸款等相關金融業務引發的糾紛，不適用民間借貸新規。而消費金融公司屬于非銀行金融機構。據此，肖颯認為，消金公司的貸款金融業務不應適用于民間借貸新規。

不過，為何不同法院判決會出現分歧?肖颯稱，適用民間借貸新規的判決法院認為，金融審判意見中提及的24%代指的是民間借貸司法保護上限，而有的法院認為不能如此擬制適用。在有權機關作出解釋與釋明之前，該等分歧難以避免。

李亞同樣向北京商報記者解釋道，可能是由于各地法院對司法利率適用的銜接標準問題尚未統一，此問題確實亟待司法機關予以明確。

“消金機構借款糾紛的判決，實際上是司法界‘同案不同判’的一個典型代表，在《新規》之前就已存在這種現象，即部分地區并不認可金融機構參照適用民間借貸的利率紅線標準，而部分地區則表示認同，并且體現在判決內。” 麻袋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蘇筱芮認為，“同案不同判”是在司法界被認可的一種存在，原因主要在于各地區司法人員就案件、法條存在認知與理解上的差異。

零壹研究院院長于百程則稱，8月最高法修改民間借貸利率上限司法解釋，明確金融機構的放貸業務糾紛不適用此規定。但在實際情況中，存在金融機構貸款利率超過同期LPR四倍的情況，針對此現象，并未明確司法標準，因此出現了司法判例中，地區之間理解不一致，判決標準不一的情況。各地司法判決的標準不一，也反過來給消金業務的正常開展產生困擾，形成不公平和司法套利，因此亟待明確并統一標準。

借貸利率調降成大勢

針對不同地方法院的判例分歧，各消費金融機構作何反應?《新規》出臺后至今，消金機構利率是否會跟進調整?這一話題也引發業內關注。

一消金機構相關負責人告訴北京商報記者，“我們注意到近期一些地方法院對涉及持牌金融機構的案件進行了判決，依據標準并不統一。可以看出，地方法院的裁決存在一定相對獨立性。我公司將持續密切關注此類事件。”該人士向記者透露，不斷降低借款人的融資成本，已是大勢所趨。作為持牌金融機構，將主動擁抱監管，高度重視消費者權益保護。

另一消金機構人士則指出，“當前，各地方法院的判罰標準不一樣，各有考量，是理解問題。不過可以關注到，目前，根據市場情況、風險定價等，個別渠道利率已出現下調，我們也會同步調整。”

此外，多家消費金融公司告訴北京商報記者，針對最高法利率上限調整一事，已在配合監管的相關調研，后續將嚴格按照相關政策和監管要求開展業務。

“我們希望利率司法保護機制能建立更加精細化、差異化的上限結構。在法律的剛性約束和監管部門的柔性指導下，通過市場自身的調節機制，促進整個行業的正向發展。”一消金從業人士如是說道。

在于百程看來，當前，降低借貸利率是各類機構共同的方向，基于金融的公平性，金融監管部門也可能調整相應的監管要求，進一步降低金融機構的利率。

消金機構業務承壓

北京商報記者通過多方采訪了解到，雖然《新規》明確提及并不適用金融機構，但該限定仍舊會通過司法判例、輿論導向等途徑，逐步傳導至消費金融行業，對消費金融行業產生影響。

中國民間借貸利率問題，實際影響到的是整個新金融體系。在實際業務中，以小額貸款公司、消費金融公司等代表的新金融機構，服務的重點也是小微和普惠人群，之前其業務依據的利率紅線標準也是24%和36%。因此，于百程認為，利率紅線的調整，影響面不止于狹義的民間借貸，消費金融公司利率和客群等也會受到影響，應提早做出調整。

“在實踐存在分歧的情況下，考慮到借款人的心態變化，消金公司的資金鏈或將出現一定問題，資金回籠將變得更為困難，逾期還款案例的增加將使得金融機構或類金融機構的資金鏈較為緊張。”肖颯直言道。

她進一步指出，在機構后續業務發展過程中，在未來放貸時的資信審查標準應當有所限縮。在目前的法律規定體系下，認定消金機構不適用新規利率的可能性較大，但未來存在有權機關下調金融審判意見規定24%利率的可能。為此，建議機構針對現有高息金融借款合同應當盡快提起訴訟，以保護信賴利益。

李亞則認為，在非銀行類貸款機構業務也參照適用四倍LPR的前提下，消費金融機構業務將面臨嚴峻的挑戰。

具體來看，非銀行類貸款機構獲取資金成本、獲客成本、運營成本、風險撥備等加起來的綜合成本較易突破10%，如果當前貸款成本嚴格控制在15.4%，非銀行類貸款機構幾乎沒有利潤空間，相當容易虧損。因此，對于機構后續業務發展，李亞進一步建議：消費金融機構首先要解決降低成本的問題;盡快調整貸款產品，提高資產質量，降低風險和不良率。

“四倍LPR會在獲客、運營和貸后等流程中對消費金融機構產生全面影響。”蘇筱芮則稱，獲客方面，《新規》會加大對優質客群的爭搶，再加上目前消金業務的數字化轉型，以及巨頭紛紛涌入消金賽道，線上流量勢必將成兵家必爭之地;運營方面，機構需要加快其科技轉型步伐，縮減運營成本、提升風控效率;貸后方面，機構需優化貸后管理，根據貸后情況適時調整貸前策略。

“總體而言，機構需摒棄過往粗放式發展模式，通過瞄準客群、修煉內功的方式做好自身積累，精耕細作吸引用戶，打造更強的品牌吸引力與拳頭產品。”蘇筱芮建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