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計劃單列市發展得好，有兩方面因素，一是這些城市能成為計劃單列市，說明本身的經濟發展就比較好;另一方面，計劃單列體制也對這些城市的發展帶來比較大的促進，對一些城市也好，企業也好，都下放了一些自主權，讓它們有更大的發展空間，有利于調動地方的積極性。 ]

[ 從各省份經濟總量第二名城市與第一名城市的比值來看，有2個省份超過了90%，分別是福建和遼寧。 ]

[ 2019年福州的GDP達到了9392億元，相當于領頭羊泉州的94.4%，而在2016年，這一比值僅為86%。 ]

隨著經濟進入到轉型升級新階段，經濟大市對區域經濟的帶動引領作用越發明顯。那么各省份第一經濟大市分別是誰?

第一財經記者梳理了直轄市以外的27個省份GDP總量前三的城市數據，發現有20個省會(首府)城市是所在省份的第一經濟大市，此外有7個非省會城市超過了所在省份的省會城市，成為全省(自治區)經濟第一市，這些非省會城市主要位于沿海地區。同時，從各省份GDP一、二名城市的比值來看，中西部的四川、湖北等地省會城市的首位度位居前列。

需要說明的是，由于西寧2019年的數據未發布，在此采用2018年的數據。相應的青海其他城市的數據也采用2018年數據。

7個非省會城市逆襲

數據顯示，27個省份的領軍城市中，共有8個城市GDP超過萬億元大關，分別是深圳、蘇州、成都、武漢、杭州、青島、鄭州和長沙。這些城市所在的省份GDP總量均位列全國各省份前十。這也說明，GDP總量大的省份，頭部城市的總量也會比較大;反過來說，頭部城市經濟總量大，也更能帶動所在省域經濟的發展。

除了這8個城市外，還有泉州、合肥和西安這三個領軍城市處于9000億元梯隊，即將進入到萬億行列。這其中，泉州所在的福建位居省域經濟總量前十，安徽是中部人口大省，西安則是西北的龍頭城市、大區中心城市。

從27個領軍城市來看，有20個為省會城市，也就是說有7個非省會城市超過了所在省省會，成為所在省份的領頭羊。這7個城市分別是廣東深圳、福建泉州、江蘇蘇州、山東青島、遼寧大連、河北唐山和內蒙古的鄂爾多斯(600295,股吧)。

這7個非省會城市中，有6個位于沿海地區。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牛鳳瑞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東部沿海地區之所以成為經濟發達地區，主要就在于經濟集聚區比較多。沿海地區不少省份都有兩個副省級城市，形成“雙子星”模式，有些省份不僅有兩個，甚至還有多個。沿海地區的經濟總量也比較大，不可能都集聚到省會去。

比如，經濟第一大省廣東不僅有廣州、深圳兩個一線城市，還有佛山和東莞這兩個二線城市。經濟第二大省江蘇也有南京、蘇州和無錫這三個二線城市。第四經濟大省浙江則有杭州、寧波和溫州這三個中心城市。

牛鳳瑞說，沿海雙中心、多中心模式是由多種因素導致的，比如區位、資源稟賦、政策因素等。以政策因素為例，經濟特區城市、14個沿海開放城市都對目前城市格局有較大影響。同時，目前的計劃單列市也都位于沿海地區。

其中，計劃單列體制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沿海幾個省份的城市格局。例如，目前的5個計劃單列市中，深圳、青島和大連無論在經濟總量還是在人均收入方面都明顯超越了所在省份的省會。而廈門作為福建唯一的副省級城市，雖然經濟總量不如福州，但從人均收入以及影響力等方面，也超過了福州。5個計劃單列市所在省份的省會中，只有杭州相對寧波保持“強勢”，無論是經濟總量還是新經濟發展都超過寧波。

廣東省體改研究會執行會長彭澎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計劃單列市發展得好，有兩方面因素，一是這些城市能成為計劃單列市，說明本身的經濟發展就比較好;另一方面，計劃單列體制也對這些城市的發展帶來比較大的促進，對一些城市也好，企業也好，都下放了一些自主權，讓它們有更大的發展空間，有利于調動地方的積極性。

除了計劃單列市外，蘇州、泉州、唐山、鄂爾多斯的逆襲也各有特點。比如，改革開放之后，靠近上海的蘇南地區憑借外向型產業的發展，緊鄰上海的蘇州通過與上海分工合作，工業經濟高速發展，成為全國工業產值最大的城市。

同樣的，在京津冀城市群，唐山是非常突出的重工業城市。彭澎說，改革開放后，核心城市群對城市的影響很大，唐山受京津兩大城市的影響很大，蘇州受上海的輻射帶動很大。

泉州盡管只是一個普通地級市，不過歷史上是著名的商業重鎮，地處商業傳統很濃厚的閩南地區，在改革開放后，輕紡、鞋帽產業飛速發展。另外，7個非省會領軍城市中，唯一在沿海以外的城市是鄂爾多斯，主要得益于新世紀以來在煤炭能源產業帶動下，經濟飛速發展。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葉青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發達省份往往有一個政治、文教中心，有一個經濟中心，而中西部地區往往這幾個中心是合在一起的。中西部的資源比較少，有限的資源往往向省會集中，而長三角、珠三角等地資源較多，不會集中在一個點。另外，沿海發達城市群十分密集，資源容易分散，大家共同發展，流動性很強。這兩者帶來一個結果是，中西部的城市差異很大，對人才、資金、產業的集聚差異很大。

省會城市優勢凸顯

盡管有7個非省會城市逆襲成為所在省份的經濟第一位，但近幾年，隨著經濟進入到轉型升級新階段，省會城市所具有的交通樞紐、高教等優勢正在逐漸顯現，即便被非省會城市超越，這些城市也正在逐步縮小差距。

以福州為例，數據顯示，2019年福州的GDP達到了9392億元，相當于領頭羊泉州的94.4%，而在2016年，這一比值僅為86%。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發認為，福州作為省會，是全省的政治、文化、教育、醫療等中心，集中了全省最好的要素資源，優勢十分明顯，未來福州經濟總量會超過泉州。

在江蘇，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南京的GDP總量不僅不如蘇州，也不如無錫，坊間戲稱為“蘇小三”，但2014年南京超越了無錫，上升至江蘇第二，近年來與蘇州的差距也在不斷縮小。

從27個各省份經濟總量第二城來看，有廣州、南京、寧波超過了萬億元大關，濟南、福州處于9000億元梯隊。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廣州、南京、福州、濟南、沈陽、石家莊和呼和浩特失守省份內第一的位置，但都位居省內第二位。目前尚無一個省會滑出所在省份前兩名。

從各省經濟總量第三的城市來看，仍有佛山和無錫兩個城市超過了萬億元大關。也就是說廣東和江蘇這兩個經濟總量最大的省份，前三名的城市均進入到GDP萬億俱樂部行列。值得關注的是，福建唯一的副省級城市、計劃單列市廈門，在省內位居經濟總量第三。

目前，關于城市的首位度有不同的計算維度，一般來說，一個地區的第二大城市與第一大城市的比值，可視為第一大城市的“首位度”，這個指標也可以反映經濟第一大市在所在區域的“強勢度”。

從各省份經濟總量第二名城市與第一名城市的比值來看，有2個省份超過了90%，分別是福建和遼寧;有4個省份在80%到90%之間，分別是廣東、貴州、河北、山東;此外浙江、內蒙古和江蘇這一比值也都超過了70%。可以說，這些省份的一二名城市之間的差距較小。

從區域來看，7個非省會逆襲成為第一大經濟大市的省份，均位列其中。可見，在這些省份，雖然省會城市被省內其他城市超越，但總體來說差距并不大，省會城市未來仍有加速趕超的可能。

有16個省份這一比值低于50%，也就是說，第二大城市經濟總量不及第一大城市的一半，這些省份主要來自中西部地區，且全部是省會經濟領跑的省份。有8個省份這一比值低于40%，分別是四川、吉林、甘肅、湖北、寧夏、湖南、安徽、新疆。其中，四川第二大城市綿陽僅為成都的16.8%，吉林省第二大城市吉林市僅為省會長春的24%，湖北第二大城市襄陽也不到省會武漢的30%。可見在這些省份，省會城市的首位度十分突出。

牛鳳瑞說，包括成都和武漢在內，是中西部地區的副省級城市、大區中心城市，集聚的高校資源多，各種政策形成的集聚效應特別突出。

在西部地區，不少省份經濟發展的客觀條件就比較差，如平原少、土地貧瘠、交通基礎設施比較落后等，因此省會城市是經濟發展的主要平臺。在東北地區，由于大多數普通地級市的產業結構較為單一，近年來下行壓力較大，與省會城市的差距也會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