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我們所需要的鄉村振興，肯定是一種共享式的，需要有包容性。這也意味著，我們需要共享式的、包容性的配套政策，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導向。”國務院扶貧辦扶貧發展中心主任黃承偉表示。

10日，由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承辦的“服務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社會學——北京市社會學學會2020年學術前沿論壇暨常務理事會會議”召開，特邀嘉賓和青年學者們在會上探討了相關議題。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副所長王春光指出，外部力量的進入和內生發展機制動力的重新塑造，可能是鄉村振興要考慮的問題。內在的一些文化、社會基礎，需要外部的力量通過合適的、合理的方式進入才能激發出來，保持其發展。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政法學院副院長陳濤看來，各種外部資源投入雖然很重要，但決定性的因素仍是鄉村內在的動能。所謂外因是條件，內因起決定作用，進而鄉村以人群為基礎，形成有文化價值內核、有自我造血功能和內生活力、有機體行動能力的共同體。

“維持住鄉村內生動力，把它激發出來，進而培育和保護，需要有一個環境，我管它叫‘村莊共同體’建設。”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系主任周飛舟稱，也就是村莊需要有一個保護性或者是培育性的力量，能使得村民有活干，而且還愿意去干活。

“鄉村振興的實質是重建富有生機與活力的鄉村共同體，使之成為有吸引力的美麗家園。”陳濤補充道，為實現這一目標，應該大力發展鄉村的教育、科技、醫療衛生、體育、文化等社會性基礎設施，其重點在于植根鄉土、立足農民需求，要采用政企社合作、新老鄉民共建共管共用的方式，與鄉村社會資本培育和發展同步，以鄉土價值重建服務于鄉村振興。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馮仕政提醒，當下中國社會轉型與鄉村變遷有多重表征，包括“外循環”打破“內循環”、鄉村生活的動搖與更替、人口與文化的代謝、鄉村合作的斷裂、商品化的社會交往等，但鄉村生活有其自成一體的邏輯，社會建設需因勢利導。

中央民族大學副校長麻國慶則將視角聚焦到民族企業鄉村振興上。“在民族地區的鄉村振興里面，文化主體性是非常重要的基礎。民族地區的鄉村振興離不開文化主體性塑造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鑄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