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刑法中的加重結果，理論上關注較多的是結果加重犯中的加重結果，如搶劫罪中的“搶劫致人重傷、死亡”，而對于與之相類似的情節加重犯中的加重結果關注不夠。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搶奪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下稱《解釋》）第3條與第4條分別規定：搶奪公私財物，“導致他人重傷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267條規定的“其他嚴重情節”；搶奪公私財物，“導致他人死亡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267條規定的“其他特別嚴重情節”。其中“導致他人重傷的”“導致他人死亡的”屬于情節加重犯中的加重結果，但其在司法實務中卻產生了如何把握加重結果所涉罪名的定罪與量刑的不同意見。對此，筆者認為，有必要明確兩種加重結果的聯系、區別及其成因，并討論兩種加重結果對基本犯罪行為性質的影響。

兩種加重結果的聯系

(資料圖片)

根據刑法規定可知，結果加重犯中的加重結果與情節加重犯中的加重結果存在共性：一是行為人首先實施了基本犯罪行為；二是該基本犯罪行為造成了加重結果，二者之間具有直接的因果關系，而且加重結果是基本行為的高度危險的直接現實化。例如，行為人在實施搶奪行為的過程中，用力拉拽被害人隨身攜帶的背包，導致被害人摔成重傷。該案中行為人奪取財物的行為具有致使被害人傷亡的高度危險，應當肯定搶奪行為與導致他人重傷之間存在因果關系。相反，行為人到手機店借口買手機，拿著手機趁店主不注意就沖出店，店主追出想奪回手機，卻跌倒致重傷，則不應當認定行為人奪取財物行為與被害人傷亡結果之間具有因果關系。因為，該案中的結果只是與搶奪行為具有條件關系，行為人拿著手機逃離這一搶奪行為本身并不具有致使被害人重傷的高度危險。三是行為人對加重結果的發生至少要有過失，這是基于責任主義的要求。四是刑法規定了比基本犯罪更重的法定刑。由此，不論是結果加重犯中的加重結果，抑或情節加重犯中的加重結果，都應當同時滿足以上四個方面的要求。司法者在具體個案中對以上兩種加重結果進行審查時，應重點把握因果關系與主觀方面，避免兩種加重犯適用范圍的不當擴張。

兩種加重結果的區別及其成因

結果加重犯中的加重結果具有法定性。只有刑法分則條文既規定了加重結果，也規定了加重法定刑，才屬于結果加重犯。例如，虐待罪中“犯前款罪，致使被害人重傷、死亡的，處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與之相反，情節加重犯中的加重結果并不具有法定性。例如，搶奪罪中“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雖然刑法分則條文規定了加重法定刑，但并未明確規定加重結果。而該加重結果是通過司法解釋之方式予以明確的，例如上文所提及的《解釋》第3條與第4條之規定。需要進一步回答的是，兩種加重結果產生區別的成因為何？這便涉及對我國刑法規范二重性的理解問題。

刑法規范依據指向的主體不同，可分為行為規范與裁判規范。前者指向的主體是全體國民，強調刑法規范的行為指引功能；而后者指向的主體則是司法者，更為重視刑法規范的裁判功能。有學者認為，刑法規范首先是裁判規范；也有觀點指出，刑法規范首先是針對國民的行為規范。筆者認為，刑法領域必須既注重刑法的行為規范側面，發揮刑法對于社會和公民行為規范的指引、評價功能，也不能忽視裁判規范的重要性。

兩種加重結果對基本犯罪行為性質的影響

如前所述，兩種加重結果都系基本犯罪行為所致，二者之間具有直接的因果關系，而且加重結果是基本行為的高度危險的直接現實化。這是否意味著，基本犯的成立以基本犯罪行為具有導致加重結果之可能性為必要條件？

就情節加重犯中的加重結果而言，譬如，在搶奪罪中，有觀點認為，我國現行刑法雖然沒有對搶奪罪規定致人傷亡的結果加重犯，但規定了情節嚴重與情節特別嚴重的情形，其中就包含了致人重傷、死亡的情節。因此，搶奪行為是具有致人傷亡可能性的行為，此乃搶奪罪的本質特征。一方面，刑法規范作為立法設定的載體，是刑法文本與規范保護目的的統一。即便對“搶奪”這一刑法文本進行限縮解釋，也應符合搶奪罪的規范保護目的。而搶奪罪的規范保護目的在于對財產權的保護，并不包括對人身權的保護。另一方面，搶奪致人重傷、死亡作為情節加重犯中的加重結果，僅是情節加重犯中的一類情節。換言之，并非所有搶奪行為均具有致人傷亡可能性。總的來講，不論是存在論層面，抑或規范論層面，搶奪罪之成立不以搶奪行為具有致人傷亡可能性為必要條件。

就結果加重犯中的加重結果而言，譬如，在搶劫罪中，雖然其規范保護目的既包括公私財產的所有權，又包括人身權利。但是，不可將侵犯他人的人身權利與致人重傷、死亡可能性完全等同。正如有觀點指出，不能認為只有侵犯了生命、身體健康的行為才成立搶劫罪。例如，行為人使被害人吃少量安眠藥，趁被害人熟睡后取走財物的，并沒有侵害被害人生命與身體健康，但由于同時侵害了被害人的財產與意思活動自由，故成立搶劫罪。所以，搶劫罪之成立不以搶劫行為具有致人重傷、死亡可能性為必要條件。

綜上，不論是在結果加重犯，抑或情節加重犯中，基本犯的成立都不以基本犯罪行為具有導致加重結果之可能性為必要條件。

（作者為華東政法大學金融監管與刑事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孔忠愿）

責任編輯:小云